一水之隔兩種處境－中国报

副刊 養生 25 Aug 2014 11:52

報導：方俊心　
圖：連利元

那年代，我们的先祖说不定是邻居，只是下南洋时登上了不同的船只，最后我们落脚马来西亚，他们在一水之隔的印尼。

　独裁者苏哈多1965年利用排华事件迅速上位，1998年重施故伎，致使数以万计华人无辜丧命。在1966年至1998年间，中华文化的学习与传承被禁錮，这是热带的漫长冬夜，春节只能偷偷过，华文要暗地里学。

　1998年，苏哈多政权终于垮台，隨之而来的总统解除了报禁，归还华侨学习与传承文化的权利。苦盼了32年，和煦的春天终于重降这千岛之国。

　本地漫延书房去年9月出版4位苏北（苏门答腊岛北部）棉兰华文文学家的作品。8月初，四位作者韩理光、陈巧音、苏淑英和林来荣首登海外华文书市舞台跟读者交流，也跟马大中文系、拉曼大学中文研究院、漫延书房与文运企业进行了一场交流会，把印华文坛的花香，散播到马六甲海峡的这一端来。

政治排华，被逼焚书

　五六十年代，印华文学曾盛极一时。隨著1960、1966和1998年三次排华事件，华侨逝的逝，逃的逃，留下的在忧心中度过，政治动盪给华侨留下难以磨灭的伤口，也中断了华文文学的创作。

　韩理光（阿理）的双亲是教师，父亲毕业于中国复旦大学。她说，原本她家中藏书丰富，但在排华的60年代，“都烧掉了。”

　“我们时常在烧书，亲美的时候烧中文书；亲共的时候烧美国书，烧来烧去，几乎都没有书了。”林来荣心直口快，在交流会中时常引人发噱，此番话却让人心有戚戚焉，这不只是华文的断层，也是知识的埋葬啊！

　华文学习当然也难逃厄运，学校被关闭，大家禁止上任何华文课。林来荣表示，就连过农历新年，他们也只能低调地过，深恐招致无妄之灾。

偷渡中文书刊入境！

　“对我们来说，书籍是很珍贵的，每一份报刊都小心地收起来，就是翻得破破烂烂了也捨不得丟掉，收起来慢慢地读。”苏淑英分享。

　有机会出国时，他们便趁机把华文书偷运过关，“塞在行李箱底，上面放点食物，再放穿过的、臭臭的衣服，海关就不会去碰了。”林来荣笑道。

　那时较容易取得的书有卫斯理的科幻小说、金庸武侠小说、琼瑶言情小说、读者文摘等，包括本地风采或姐妹杂誌，都曾餵养求华文若渴的印尼华侨。

　“那时候，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广播电台也促进了我们华文的学习，”林来荣补充，“很可惜，可能听眾慢慢减少，后来新加坡就停止播送，我们就没得听了。”

　有些家长坚持要孩子受华文教育，合力办起地下教学，“那时捉得很紧，有些人表面上装成经商，让学生在后面学习，有人来查时，前面就有人扮炒菜，学生在后面帮忙摘菜。”陈巧音说道。

解禁之后第一道曙光

于1998年，印尼爆发黑色五月暴动（排华事件），多行不义的苏哈多政权终于垮台。梅格华蒂（Megawati）上任后，解除了报禁，也把农历新年列为公共假日，昔日的不平等政策逐渐鬆绑。

　经过漫长的打压，1999年，棉兰华文文化界终于迎来第一道曙光——第一份华文报《印广日报》发刊了。这份由吴亦光先生主编的报纸推动不少人自此走上创作之路，陈巧音跟苏淑英便是其二。

　“经过1998年大排华事件，印尼人开始感觉华族是不能被排挤的。华族是他们的一分子，华文文学也是他们文学的一部分。”林来荣眼神坚定。他是印华作协苏北分会执行主席，曾筹办2009和2013年两届的“苏北文学节”。

　当今在印尼，能使用流利华语对谈的，很多是苏哈多上台前接受过完整华文教育的一辈，当禁錮的魔爪伸入，他们的程度已达一定水平，此后自学不成问题。这群人在“解严”后，肩负復兴文化的使命，推动华文文学创作即是一举。

苏北曾是文人逃亡地

　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廖冰凌博士说，这些年不少学者开始聚焦东南亚，但基于文本难获，印华文学研究尚属处女地。漫延书房此趟选择跟印华作家合作、出版他们的作品，实属难得，提供了大家很好的研究参考。

　林来荣表示，可能是地理位置接近马来西亚的缘故，苏北棉兰华文文学在內容或文字风格上，都跟马来西亚比较接近，相比之下，耶加达或爪哇的文字就带有更浓厚的地方色彩，有时会夹杂印尼口音。

　在中国抗日时期，有些文人透过新加坡逃难到苏北，比如鬱达夫到巴雅公务镇、王任叔到先达（Pematang Siantar）、胡愈之到马达山（Brastagi），他们也影响了当地华文文学的发展。

　稳定的政治局势，提供印华作者安心写作的环境，然而经过三次排华事件，对于一些较敏感的问题，大家还是会尽量避而不谈，创作內容多围绕在个人生活经验和对生命的感悟，写人、写情、写景。

生死磨难悲欢，化成字！

　在创作上，此趟参与交流的作家们有个共同的起点：原不以作家为志业。

　林来荣70年代就读檳城韩江中学，当时身边好友皆爱写作，耳濡目染下，他也成为爬格子爱好者。有次他的文章被报章录用，他喜出望外，谁知道上篇刊登的当天，报纸即宣布隔天停刊，使下篇成为绝响，这件事一直让他耿耿于心。

　阿理则是为抒发感情而写。1998至2000年间，弟弟因病去世，她自此踏上写作的道路。她的文字一如她的人，素雅质朴，字里行间充满对生活细致的观照，不煽情，就像淡雅的小白花，但也不失幽默趣味。她说，写文章成为她传达对妈妈感情的管道，“很多话不是当面就能讲出来”，妈妈开心，就是她写作最大的动力。

　苏淑英的风格较倾向于记敘，节奏明朗。激发她创作的，是亲戚小孩身上的伤痕。眼见可怜的孩子不被妈妈喜爱，时常遭拳打脚踢，富有正义感的她把此事写出来，受到《印广日报》编辑鼓励，推动她笔耕不輟。

　无独有偶，陈巧音也是受《印广日报》影响而开始写作。那时，报章会刊登字谜游戏，巧音总能猜中，引起主编怀疑。为了证明自己的“能耐”，她尝试写作，获编辑鼓励，十年不曾间断。几年前她先生不幸罹病，在生死边界徘徊，现实不断拷问她的身心，这些关于生命与磨难的种种，一一诚实地现于她的作品里，让人读得纠结。

转载自：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4ccb40c40102v261.html